全球气候投融资体系建设正当时 我国绿色金融产品焕发生命力

　　受到能源供应危机的影响，全球原油以及天然气价格飙升，欧洲多国宣布重启煤炭等高碳排放发电设施。市场中有关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是否将受到阻碍的讨论升温。与此同时，今年极端天气灾害频发，全球气候变化风险正在日益加重。

　　在此背景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27”)于11月6日至18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与会各方希望凝聚政府、企业和公众力量，将口头承诺转化为切实行动，尽快减缓升温速度、增加气候融资、推动绿色发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资金从何而来？全球气候投融资体系建设现状如何？金融市场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给予部分脆弱国家提高气候适应性的帮助？针对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文进行了独家专访。

　　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存在三大新挑战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COP27有哪些议题值得特别关注？在当前环境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存在哪些新的挑战？

　　王文：本次COP27大会在埃及举行，此前历年缔约方会议大多在欧洲发达国家召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正在越来越重视气候问题下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合作。COP27主席国与COP26主席国编写的联合报告呼吁每年投入2万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遏制全球变暖并应对其影响，直到2030年。这表明，那些过去曾在工业革命时期排放大量温室气体且在当前对气候问题没有尽到足够义务和贡献的部分发达国家，应当补偿其他一些国家因气候变化所遭到的损失，涉及到移民、粮食安全、贫困等问题，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和低息贷款应当及时落到实处。可见，未来在气候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的融资、援助、补偿等领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谈判和竞争，这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从全球环境角度，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存在的新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发展中国家正在被拖入气候陷阱，并面临气候问题下的三重问题与矛盾：一是气候变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困境非常迫切；二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困境的资金极为缺乏；三是发展中国家本身金融业发展水平不高，无法短时间内搭建起符合应对气候变化需求的金融框架，即使直接提供资金援助，也未必能以最大效益运用这些气候资金。这些综合矛盾正将发展中国家带入气候陷阱之中。

　　第二，当前全球范围内与气候相关的金融资金和市场仍然缺乏私人资本的参与，单靠政府资本和公共资金无法满足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要花费的高额成本，这有赖于国际性的气候投融资市场和金融框架提供支持。

　　第三，气候变化问题最大的风险来源于国际政治。气候问题是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重大议题，但国际局势的变化为国家之间的气候合作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各国难以面对同一目标协同发力。

　　全球能源中心或“向东移”

　　《金融时报》记者：受能源危机影响，市场中有关能源绿色转型进程以及清洁能源能否保证能源安全等讨论升温。您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全球能源绿色转型面临哪些挑战？清洁能源未来的发展存在哪些难点？

　　王文：当前，欧洲能源危机越来越突出，2020年欧盟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38%、化石燃料发电占比34%，能源安全问题和能源转型问题被欧洲各国加快提上议程。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全球能源绿色转型面临三大挑战：一是从能源增量角度，可再生能源的增长还不足以完全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这就延续了化石燃料发电的惯性，不利于能源清洁化以及与化石燃料脱钩进程的加速；二是欧洲能源危机表明，能源供给与消费格局较为复杂、分散，欧洲部分国家化石燃料对外依存度较高，由此产生的能源安全问题为地区能源局势带来了较大风险；三是清洁电力的储存和运输存在需要克服的多种难题，面对能源供给与消费的复杂地理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全球清洁能源贸易格局。

　　从全球范围来看，清洁能源未来的发展难点将在发电领域的原材料进出口以及之后的储能、运输等技术，并且在能源转换效率方面也存在需要克服的难题，同时清洁能源还面临季节性的不稳定性。此外，各国在未来推进能源清洁化的进程时，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那些光伏、风电等基础设施的原材料出口国家，这也为中国带来机遇，甚至可能令全球能源中心“向东移”。

　　气候投融资重要性逐步提高

　　《金融时报》记者：在国际层面上，您认为如何推动气候投融资体系建设？通过哪些途径可以帮助在适应气候变化中较为脆弱的国家获得资金支持？

　　王文：当前，全球金融业动向表明，气候投融资的“全球拐点”已经出现，在可以遇见的将来，随着全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进入主流和快车道，气候投融资在21世纪全球碳中和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将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跨国大型企业已开始充分意识到气候投融资与气候适应能力在绿色经济时代的重要性，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政策环境变化对产业和行业造成的冲击，经济主体需要承受和应对相关的风险，使其整体可控。

　　为推动全球气候投融资体系建设，需要做好如下工作：一是要改善绿色融资结构，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气候投融资活动中，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应当在气候投融资业务上发力，推出更加多样化的气候金融工具。二是需要不断改进气候投融资资金与项目的错配问题，注重气候投融资项目的回报周期。三是提升全球ESG业务的积极性。面对那些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气候脆弱型国家，应当发挥国际气候援助的普惠性，发达国家必须兑现其气候资金援助承诺并及时提高援助的范围和数量；降低国际气候与绿色资金、技术、标准等的国际流通门槛，并避免和阻止气候霸权的产生；应当建立国际性的气候投资援助基金，并吸引全球私人资本投入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气候金融市场。

　　转型金融在“棕色”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市场的力量为煤炭等传统高碳排放行业绿色转型提供资金支持？如何看待转型金融在“棕色”项目上发挥的作用？

　　王文：为更好地发挥金融市场为高碳行业提供的转型支持，转型金融需要发挥以下四点重要作用：一是转型金融相关产品和业务需要与这些传统高碳排放行业企业转型的实际情况高度挂钩，转型金融相关产品的期限要考虑到企业低碳化转型的长期性特点；二是需优化资金结构，在面向高碳排放行业时注重产品种类的多元化，并且要不断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效应，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转型金融当中；三是需要建立面向两高行业低碳转型活动的激励惩罚机制，避免相关企业在获得资金支持后产生有恃无恐的心理，也要为金融机构对企业的绩效考核提供方向；四是应建立良好的信息披露制度，因为转型金融关注的是企业或项目的减排过程，所以实施主体在运用转型金融工具后的数据与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且企业所披露的相关数据是否具有公信力成为金融机构对企业进行绩效评估的关键。

　　转型金融在“棕色”项目上发挥了多种作用，一是有助于避免企业通过“洗绿”“漂绿”等行为获得资金，避免用绿色金融项目资金投入到非绿色项目活动中或对高碳项目进行虚假低碳宣传，促进企业将目标集中在传统“棕色”业务存量的转型上；二是对于企业开展ESG业务具备积极的推动作用，转型活动所需要的信息披露、环境治理等与企业提升ESG业务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也有助于企业提升ESG信息披露水平；三是转型金融作为绿色金融在业务上的扩充，覆盖到了绿色金融目前难以惠及的“棕色”领域，能有效弥补绿色金融制度和市场存在的不足。

　　我国绿色金融市场获长足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取得诸多成果。您认为我国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在全球市场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王文：从全球范围来看，尽管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疫情和国际局势波动加剧，但中国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步伐稳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6月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9.55万亿元，同比增长40.4%，绿色债券余额超过1.3万亿元。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2019年是绿色信托显著增长的一年，2020年绿色信托存续资产总额达到3592.82亿元。可见，中国目前仍是全球绿色资金存量最大的国家，也是全球绿色经济的重要引擎。

　　我国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正在全球市场焕发更多的生命力：一是我国绿色融资工具普遍具有良好的资信水平，是全球绿色资产中的优质组成部分；二是中国在绿色产业上的前景非常广阔，绿色融资工具越来越受到全球投资者的青睐，并可以作为未来绿色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资产组合配置；三是我国大力引领绿色债券的发展方向，有助于发展全球绿色直接融资市场，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到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领域。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